江陳共同簽署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六大項目之一的「裁判認可」，明確的規定：「雙方同意基於互惠原則，於不違反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之情況下，相互認可及執行民事確定裁判與仲裁裁決。」
但是，基於地方保護主義，中國的司法對台灣人的判決〈仲裁比較好一點〉經常是不公平的，為了順利掠奪台商資產或侵占台商權益，司法往往成了中方最有利的工具，這就是為什麼受害台商無法討回公道的主要原因。如果我們的政府沒有這層認識，就冒然地認可並執行其民事確定裁判與仲裁裁決，所有的台商〈尤其是受害台商〉都將剉咧等，因為受害台商的苦難並沒有結束，大難即將臨頭！我以個人投資中國的遭遇為例說明「裁判認可」的不合理性。
我於1997年底在北京天安門正東 三十公里 的燕郊開發區投資設廠，產品全部外銷美國，九個月後公司開始賺錢，一個我聘用前連手機都買不起的年輕人，居然能夠勾結銀行，以偽造的簽字貸款120萬元人民幣，可以不經過公司會計，用銀行給的特殊金融卡將貸款轉入自己的戶頭。事發後，一不做二不休，聯合了中國最大的同業及一名法官一名書記官，以〝假執法真搶劫〞的方式將工廠洗劫一空。
為了討回公道，我透過各種管道向地方政府及國台辦施壓，要求早日將涉案人員繩之以法，歸還生產設備、原物料等，以求恢復工廠的正常運作。但是河北省有關單位均以〝尚有疑點 有待釐清〞為藉口，將刑事案拖著不立案。反過來以司法為工具來迫害我，先由該年輕人告我欠他7.8萬美元投資款，沒有任何書面證據，唯一的根據是有人聽我說過，法官認為這樣就成立。又告我的公司欠他個人五十多萬人民幣，也無需證據同樣成立。中國銀行告我欠貸款120萬人民幣，合約簽字是偽造的，貸款當然與我無關，但法官認為貸款的錢確實匯到公司的戶頭裡，我必須要負責還錢。2001年一月我不得不離開中國，否則依慣例必定被拘捕，理由是防止台商逃回台灣，造成沒法執行民事確定的債務。但真正的目的是嚇退台商，解除台商追究刑事案件之壓力，為掠奪台商行為畫上完美的休止符！
這樣的受害台商案件有多少？根據國台辦自己的統計數字每年至少二千多件！可怕的是，沒有任何一個受害台商能討回公道！台灣的海基會或有關政府單位都私下承認，沒有能力為受害台商申冤。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無法保護自己的國民，這已經夠窩囊了，現在還要助紂為虐，認可並執行中國荒謬的民事確定裁判，有這樣的政府，我們還需要敵人嗎？
（作者 - 高為邦，為台灣投資中國受害者協會 理事長）
這樣的受害台商案件有多少？根據國台辦自己的統計數字每年至少二千多件！可怕的是，沒有任何一個受害台商能討回公道！台灣的海基會或有關政府單位都私下承認，沒有能力為受害台商申冤。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無法保護自己的國民，這已經夠窩囊了，現在還要助紂為虐，認可並執行中國荒謬的民事確定裁判，有這樣的政府，我們還需要敵人嗎？
（作者 - 高為邦，為台灣投資中國受害者協會 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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