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勞工 投資無法遍地開花

〈自由廣場 2006. 11. 2.〉

        去年十一月「新傳統產業振興方案」釋出六大利多，最重要的措施是撥款二千億融資，供回流台商設廠購置生產設備之用。今年 四月二十日 工業局正式公布「台商回台投資專案融資計畫貸款要點」，我隨即提出「錢不是重點 問題在勞工」。至今又過了半年多，不但沒有一筆融資貸出，更諷刺的是居然沒有一家台商提出申請！

        九十年五月工業局推出「006688方案」，二年半以後〈到了九十三年底〉，獲准承租的廠商共六百三十四家，投資總額二千四百四十二億元。去年一年承租廠商減為八十五家，投資金額也僅三百五十二億元。而大部分舊的工業區卻長滿野草乏人問津，新開發的幾個空港自由貿易區也因進駐率太低，投資者大嘆吃不消。這說明釋出廉價工業區土地也無法吸引台商回來投資。

        可是在蘇院長二十五日啟動的「大投資」政策，仍然對釋出土地寄以厚望，進一步提出「四免六減半」方案，迷信台糖釋出一千公頃土地，就能吸引五千億元投資！

        投不投資在於設廠後所生產的產品有無國際競爭力！因此，充沛且具競爭力的勞工才是決定投資與否關鍵因素，好的外勞政策可以幫我們解決這個問題。我提出兩點建議：首先解除附加在產業身上的高額外勞佣金，使產業更具有競爭力；僱一個本勞就有權僱一個外勞，充沛的外勞為產業注入活水。唯有在這種情況下，台商才會回來，投資才能開花結果並持續發展。

        可惜在「大投資」政策中，勞委會提出的卻是「三三長轉政策」，逐漸減少高科技及看護工外勞，增加特殊製程〈骯髒的、辛苦的、危險的三類工作〉及夜班〈三班〉的產業，如果真的實行，台灣必定大亂！

        依據最近經濟部投資處問卷調查，在七百八十四家台商中，二百三十一家有意願回台投資，換句話說有三成的台商願意回台投資，因此一年回來三千家並不誇張，只要回來後能有國際競爭力。如果「大投資」政策不做大幅度修改，2009年國民所得達二萬美元、2015年國民所得達三萬美元的目標及經濟部陳部長一年一百億美元投資的預估，都是沒有說服力且無法達到的空中樓閣。

        台灣經濟能否脫困？一念之間！

〈作者 - 高為邦，為台灣投資中國受害者協會理事長〉

政府對詐騙集團沒轍？

自由論壇   2006. 10. 13.

 

        詐騙集團透過電話利誘、威脅、詐術等手段，誘騙受害人將錢匯到他們的人頭帳戶。我們也可以虛與委蛇，喬裝上當，套出詐騙集團人頭帳戶的帳號，這叫做以毒攻毒，以其人之道還諸其人。用多數的民眾來圍剿少數的詐騙集團成員，是必勝的戰爭。但是沒有政府的「登高一呼」，沒有全民的響應，也就無法一舉殲滅詐騙集團，使其永久銷聲匿跡。 七月十三日 及 九月十六日 我在「自由論壇」有較詳細的論述。

        八月十四日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銀行局來函表示，主管機關已採取多項防制措施：一、加強新存戶開戶之查核工作。二、訂定「金融機關開戶作業審核程序暨異常帳戶風險控管之作業範本」。三、為防杜人頭帳戶匯款，查緝資金流向，自九十五年八月一日起，三萬以上匯款必須確認匯款人身分。四、建制開戶作業查詢系統，對短期內開戶申請過多者，拒絕其開戶。五、制定「防範詐騙提醒事項範本」及「臨櫃作業關懷客戶提問參考範本」，提醒客戶避免受騙。六、修法加重出賣人頭帳戶之罰則。七、研議訂定「警示帳戶聯防機制作業程序」，以利金融機構協助受騙民眾報案，及時阻斷不法資金流出。

        九月二十九日警政署也來函說明，為有效遏制電話詐騙犯罪，近二年半來已分別召開三次「反詐騙跨部會協調會議」，並成立「反詐騙聯防平台會議」，迄今已召開十次會議，研議由電信監督、金融管理、教育、媒體宣傳、警政偵防等方向多管齊下。

        九十五年四月六日刑事警察局成立科技犯罪防制中心，成功地掃蕩多處兩岸電信詐騙平台非法機房，有效打擊詐騙集團上、中、下游各環節。九十五年七月十四日與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共同成立「電信詐欺技術諮詢小組」，研商新興電話詐財犯罪問題癥結及相關解決對策。

        我們絕對肯定政府的努力與辛勞，對多次破獲電信詐騙平台非法機房，逮捕詐騙犯罪成員，我們也給予熱烈掌聲。

        但是我們必須承認詐騙集團還是非常囂張，民眾接到詐騙電話的頻率不減反增，詐騙手法更日新月異而防不勝防，上當受騙的還是大有人在，更可惡的是：單一案件的被騙金額還創了三千一百萬的新高記錄。

        這表示過去的種種措施並不能發揮預期的效力，那為何不能試試我的建議呢？

〈作者 - 高為邦，為台灣投資中國受害者協會  理事長〉

Labor plays a key role in reviving the economy

Published on TaipeiTimes http://www.taipeitimes.com/News/editorials/archives/2006/10/08/2003330896 Sunday, Oct 08, 2006, Page 8 The rapid outflow of industry from Taiwan to China has been the primary factor leading to the nation's sluggish economy. But why are Taiwanese businesspeople willing to turn their back on their country and invest in China? A primary reason is the shortage and high cost of labor in Taiwan, making it hard for them to remain internationally competitive.   Given the Taiwanese government's rigid foreign labor policies, there is no way to resolve the labor shortage problem. In order to survive, domestic business leaders cannot help but leave Taiwan in silent protest against the government.   For the general public, the industry exodus has led to factory closures, protests, unemployment, robberies and suicides and difficulties surviving for most people. For the government, it has translated into diminishing tax revenues, increasing welfare expenditures, deteriorating public order, declining social mores and a waning economy.  The government has finally grasped the severity of the situation and is acting to improve the domestic investment environment in the hope of attracting foreign capital and enticing China-based Taiwanese businesses to return.   However, legal restrictions have made past proposals to revive the economy either too idealistic or unfeasible, causing them to miss their mark. As a result, the government still has not been able to provide China-based Taiwanese businesspeople with substantial incentives to return home to do business.   To do so, industrial areas should be designated as separate units within which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business representatives can establish a management committee. The committee will have the right to import labor, and the commission earned from this can be distributed on a proportional basis to businesses in the area.  In this way, labor costs would be cut in half, while foreign workers' salaries would remain unchanged. In other words, this would simply be a way to prevent paying unnecessary commissions to specially privileged labor brokers. This would not only alleviate the cost burden on industries, but also reduce the chance of government corruption.   In addition, a one-to-one ratio for local and foreign labor should be instituted. Many people have been taken in by the myth that foreign laborers are taking jobs away from domestic workers. Without foreign laborers, local workers would lose their jobs anyway as industries that cannot survive relocate abroad.   But how can Taiwan ensure that hiring foreign laborers would not mean lost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for local workers?   The government could stipulate that factories cannot cut their number of domestic workers simply to hire foreign labor. For new factories, the one-to-one ratio should apply. Doing this will ensure that the number of local work places will increase, rather than decrease, as a result of the importation of foreign labor.   While these policy adjustments may not be able to lower labor costs to China's level, they can help promote Taiwan's economic competitiveness.  Fortunately, labor costs account only for a portion of production costs. Taiwan'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lso has other advantages, such as low investment risks, easy access to financing, the added value of the "Made in Taiwan" label and worry-free sustainable management.   I believe that these are the only conditions under which China-based Taiwanese businesspeople will have the confidence to return to Taiwan. Aided by their return, Taiwan will be able to recover from its economic predicament and create a second economic miracle.  William Kao (高為邦) is chairman of the Victims of Investment in China Association. Translated by Lin Ya-ti

 

先有大投資 才有大溫暖

自由論壇 2006. 10. 5.

        不久前行政院提出「大溫暖 大投資」計劃，在肯定之前，很耽心「大溫暖」只是齊頭式的津貼，而無法集中於真正弱勢族群，徒增國家債務。「大投資」若不能對症下藥，那恐怕又如以往的「全球運籌中心」、「八一○○ 台灣起動」、「加值島服務中心」等計劃，只是口號政策，在畫大餅而已。

        台灣產業大量地及快速地外移中國，是造成今天台灣經濟困境的主要原因。為什麼台灣的產業願意離鄉背井移往中國大陸去經營呢？因為在台灣他們無法獲得足夠的勞力支援，較高的工資使留在台灣的產業失去國際競爭力。
   
        在政府僵硬的外勞政策下，無法解決產業的勞工需求，產業為了生存只好出走，這是台商對政府的無言抗議。

        對老百姓來說，產業外移伴隨而來的是關廠、抗爭、失業、搶劫、自殺，老百姓民不聊生；對政府來說，產業外移伴隨而來的是稅收減少、福利支出增加、治安敗壞、世風日下、經濟蕭條，政府窮於應付。

        近年來政府也知道事態嚴重，所以才要改善投資環境以吸引外資，更進一步希望爭取台商回流。基於既有法令的束縛，過去所提的挽救經濟方案，不是理想太高，難以達成，就是沒有對症下藥，引不起台商回流的興趣。在此，我再次提出以下建議，請政府參考。

        首先以既有工業區為單位，區內官員與廠商代表共組管理委員會，管理委員會有權自行引進外勞，再將國外及國內的巨額佣金按比例回饋給區內廠商。如此一來廠商的勞工成本減半，每月可從二萬元降低為一萬元，外勞所得不變，只是取消了特權寄生在產業的仲介費而已。這不但大大減輕產業的負擔，也減少政府官員貪污的機會。

        再將外勞雇用的比例增高為一比一，雇一個本勞就有權雇一個外勞。很多人都有一個錯誤的成見，認為多雇用一個外勞就搶走一個本勞的工作機會，其實恰恰相反，因為沒有外勞的加入，有些產業根本無法生存，產業外移本勞也跟著失業。更何況許多辛苦的、骯髒的、危險的工作本勞根本不願意做。

        如何保證提高外勞比例不會影響本勞的工作機會？政府可以規定現有工廠雇用本勞的人數不能因增雇外勞而減少，新設工廠之工人雇用以一比一為準，如此一來本勞的雇用只會增加不會減少。

        以上調整雖然不能把勞力成本降到中國的水準，但已經大大地提高了台灣的競爭力。所幸勞力成本不是唯一的成本，加上在台灣生產的其他優勢：如投資風險小、融資容易、Made In Taiwan的價值、能夠安心地永續經營。

        我深信，在這樣的情況下，台商才有信心回來，只要有一部分台商回流，台灣就能脫離困境，並會進一步創造第二次經濟奇蹟。

〈作者 - 高為邦，為台灣投資中國受害者協會理事長〉

救經濟 - 要對症下藥

二十年前〈1986〉台灣的經濟成長率為11.6%，經濟屢創新高，為亞洲四小龍之首。二十年以後台灣的經濟成長率為3.0%，經濟屢創新低，為亞洲四小龍之尾。其間發生了什麼事？

勞工意識抬頭，環保抗爭不斷

台灣1986年通過勞基法，勞工意識抬頭，企業主對突然降臨的退休金負擔無法承受。1989年經濟部長陳履安用大筆金錢擺平環保抗爭，創下惡例，鼓勵「會鬧的孩子有糖吃」，導致環保抗爭不斷，影響投資設廠。1990年開始引進外勞，1992年有了外勞引進法源基礎，在「不妨礙產業升級」的原則下，「限業限量」引進，認為外勞會剝奪本勞的工作機會，外勞會讓企業主懈怠，不努力提升自己的產業，並且堅持外勞工資不得低於基本工資。其結果可想而知，產業紛紛關門歇業或外移中國。

「招商引資」是中國經濟起飛的仙丹

中國的興起是因為在經濟上鄧小平放棄共產主義，執行「招商引資」政策，借用外資來繁榮自己的國家。1992年鄧小平南巡才真正定調走資本主義的路，外資才真正開始大量投入中國，但在短短十幾年間，經濟高速成長，成了全世界發展最快的國家。在投資中國5600億美元的總外資中，台灣貢獻了一半，而且台灣的投資都是集中在有能力行銷全世界的製造業，為中國賺進大量外匯，使其外匯存底高達九千億，超越日本躍升為世界第一。

產業外移是台灣經濟萎縮的致命傷

由於勞基法的訂定及錯誤的外勞政策，在勞工不足及工資成本太高的双重壓力下，產業大舉外移中國，尤其是能賺取外匯的製造業，不但搶走本來是台灣的生意，產品反銷台灣，再逼迫僅存的工廠關門歇業。最近毛巾業走上街頭抗議，只不過是諸多產業的一個例子而已。另一方面政府坐視地方領導以抗爭手段拒絕德國拜爾廠的投資設廠，加上核四的停建與復建，浪費巨額資金，搖擺不定的政策更造成外商卻步。因此在投資台灣不增反減的情況下，當然國庫稅收減少，失業人口增加，以致搶劫、自殺等社會亂象叢生，一般老百姓已到了民不聊生的地步。對國家利益與人民利益來說，產業外移就等於慢性自殺！從這十多年來停滯不前的國民所得，已經得到證實。

產業升級是一條漫長的路

但是我們的政府不認為如此，經濟部工業局認為「台灣經濟正面臨結構轉型，廠商基於全球佈局及成本考量，移往大陸或其他海外地區繼續發展，是經濟發展過程中的正常現象」。學者專家也附和這樣的論調，要求台灣企業要自動化，要產業升級；要加強研發，放棄傳統加工業，轉型為高科技業；要自創品牌，賺取行銷的利潤；要發展知識及高附加價值產品，追求企業的藍海策略等等。其實我們企業主都心知肚明，這些也是我們企業主每天想突破的問題，可是說說是非常容易的，但做起來卻困難重重。這也説明十多年下來轉型成功的企業不多，而大部分無法轉型的企業不是關門歇業，就是外移到中國大陸。結果已證明揠苗助長的政策只導致產業外移而無法迫使產業升級。
想要重振台灣經濟必須先留住目前要外移的產業，再進一步促使台商回流。
因此政府必須改善投資環境，使留下來的產業及回流的台商產業能有起碼的國際競爭力。換句話說，目前的基本工資制度及外勞政策必須全面檢討。

「基本工資」扼殺了台灣製造業

「基本工資」訂定的目的在於保障勞動者基本生活所需，表面上是人權的象
徵，實際上弊多於利。譬如說，它剝奪了喜憨兒及殘障者的就業機會，剝奪了老
弱婦女的就業機會，剝奪了剛踏入職場年輕人的就業機會，破壞了學徒制度，因為老闆不能以低於「基本工資」雇用這些人。造成沒有公司願意訓練員工，更沒有公司願意照顧弱勢。「基本工資」違反市場機制，往往因定得太高，迫使企業關門或外移，結果造成更多人失業，保護勞工的原意反而落空。

「基本工資」的最大缺點是它作繭自縛，使台灣不能雇用鄰國低廉的勞工。在目前的制度下，台灣產業必需花費近二萬新台幣雇用一名外勞，除了每月基本工資$15,840外，還得付政府$2,000的就業安定基金，及一些其他費用，而外勞實際上能真正拿到手的也不過五千多元而已，一萬多元的巨額差距那裡去了？大部分都落入特權的口袋中，因為只有他們才擁有引進外勞的權力。表面上是特權坑了外勞，實際上是特權坑了企業界！逼迫企業承受額外的生產成本，承受不起的企業只得出走或關門歇業。為了少數特權獲取暴利，全民必須承擔惡果，這樣的制度我們還要繼續容忍嗎？

成立「台商回流外銷特區」刻不容緩

我建議在本島〈雲林、屏東、或彰濱工業區〉及外島〈澎湖或金門〉先分別試辦「台商回流外銷特區」。「特區」土地只租不賣，廠商的產品全部外銷；「特區」有權自行引進外勞不受特權的剝削，外勞工資與基本工資脫鉤，外勞數量與本勞數量比提高為五比一。若真能如此，只要一推出，台商必定搶租一空。

可是到目前為止政府無法接受這樣的建議，他們認為以人權立國的民進黨不能歧視外勞，除非取消「基本工資」。但取消「基本工資」是一個大工程，爭議性高，很難達成共識，會曠日持久地拖下去。因此，另一個變通的辦法是，外勞薪資維持$15,840元的「基本工資」不變，「特區」官員與廠商代表共組管理委員會，「特管會」有權自行引進外勞，巨額佣金為「特管會」保有，「特區」內設有宿舍、餐廳、運動設施、娛樂場所、及洗衣等生活必須的各種服務，「特管會」將營利所得包括佣金再按比例回饋給「特區」廠商。如此一來廠商的勞工成本大幅降低，外勞每月也能淨賺五千新台幣，匯回母國養家活口。在這樣双贏的情況下，政府不需要再給其他優惠，台商一定會大量回流。因為在這樣的條件下，中國吸引台灣外銷產業的優勢大大削弱。

往事不堪回首 但要記取教訓

十多年前，台灣企業前輩、中小企業業主、工業團體均多次提出警告，期盼政府改善投資環境，解決勞工短缺問題，政府並未理會。如果當初我們政府能夠虛心接受，提出很好的外勞政策，利用低廉且充沛的外勞發展產業，台灣的經濟奇蹟會更上一層樓，台灣外匯存底應該躍升為世界第一，而不是中國。台灣的國民所得也應該在三萬美元以上！台灣應當是全世界政治改革與經濟發展的奇蹟及典範。而不是落得目前的困境：在台灣傾全力幫中國「和平崛起」以後，中共反過頭來以八百多枚飛彈威脅台灣，不擇手段打壓台灣在國際上的活動空間，縱容地方勢力對台商剝削、掠奪、囚禁與殺害。

找出病因 對症下藥

要挽救台灣經濟，請朝野政黨先停止政治鬥爭，「政爭」只會讓政府空轉，虛耗國力；不要在「有效管理 積極開放」或「積極管理 有效開放」上做文章，事實上「管理」有它力有未逮之處；不要在三通的議題上作殊死戰，「三通」有利有弊有得有失；不要在產業升級或轉型等議題上打轉，「產業升級」或「轉型」都不容易，更不能強求；到目前為止，所有的防範措施及振興經濟方案都證明是無效的，在傳統產業全數外移後，高科技產業亦相繼失守！「全國經濟發展會議」救不了台灣經濟，「台灣經濟永續發展會議」就能救得了台灣經濟嗎？

政府如果能夠不再堅持己見，虛心聆聽產業界的心聲，不需要再來一場為時數月的冗長會議，就能找出真正病因，然後拿出魄力對症下藥，自然藥到病除。我認為：中國的磁吸效應及台灣的政策錯誤是病因，在一邊吸引一邊推掉的情況下，造成產業大量西進中國，台灣經濟自然萎縮，這是病情。我們無法改變「中國的磁吸效應」，但是我們可以糾正「台灣的政策錯誤」。因此，我的第一劑藥方是：先成立「台商回流外銷特區」，防止病情繼續惡化；第二劑藥方是：取消「基本工資」，徹底改變體質，以臨國的勞動資源再創造第二次台灣經濟奇蹟；第三劑藥方是：成立廉能單位，徹底根絕貪污文化，建立公平正義的社會，樹立新價值觀，台灣就能頂天立地永續發展。

〈作者 - 高為邦，為台灣投資中國受害者協會理事長〉

再論「反詐騙行動」

〈「還有人關心治安嗎？」  自由時報  2006. 9. 16.〉

 

        不久前，一位旅日女華僑回台探親，接到「法院書記官」電話，告知她涉及刑案，要她配合辦案，結果被騙走三千一百萬存款，為國內詐騙集團單筆行騙創造新高記錄。她一度想要尋死，她沒有想到離開多年後的台灣，已成為詐騙集團的天堂。

        一個離職的中華電信工程隊長所架設的基地台，每天就可以發出二萬八千通詐騙電話，亂槍打鳥，即使成功率只有千分之一，還是可以詐騙28人，這樣的基地台還不知道有多少？詐騙的手段日新月異， 連大學 教授、社會名流、政府高官都不能幸免，那一般老百姓又如何自保呢？

        所有的詐騙行為最後都必須透過人頭戶轉賬，因此銀行、郵局、合庫等金融單位都在不知情下助長犯罪，因此我在「反詐騙行動」〈自由時報2006.7.13.〉提出獎勵檢舉人頭戶的辦法。

        建議由政府與金融單位共同推動「全民反詐騙行動」，積極鼓勵全民舉發人頭戶。凡舉發一個人頭戶，該人頭戶所屬之銀行、郵局、或合庫就得發放高額獎金。在重賞之下，有心人再接到詐騙電話時，就不會消極地掛電話，而是積極地與詐騙者週旋，喬裝受騙，配合歹徒的要求，只是在最後匯款時，僅匯出十元新台幣，然後列印匯款記錄，憑此匯款記錄向有關金融機構領取獎金。金融機構從匯款記錄單可以將人頭戶關閉，政府再追究人頭戶當事人的法律責任。

        要知道詐騙集團用電腦發出的詐騙電話，大部分都會被識破，成功率只有千分之一，若在政府的大力宣傳及銀行的高額獎金鼓勵下，只要有百分之十的人出來反擊，詐騙集團就注定會破產。因為在他們捕獲下一個獵物前，就可能掉入一百個陷阱而使人頭帳戶見光死，必須再花錢買新的人頭戶。一個銀行乙存人頭戶的成本是五千元，一個郵局活儲人頭戶的成本是八千元，換句話說，詐騙集團可能要花費五十萬到八十萬才能詐騙到一個人，一次獲利平均只有十萬元，這樣的賠本生意還做得下去嗎？

        我7月14日去函行政院，7月28日接到內政部李逸洋部長電話，告訴我警政署認為這個辦法有執行上的困難，我要求與警政署有關人員進一步溝通。8月14日也收到金管局回函告知，「主管機關已採取七項防制措施，至於鼓勵舉發人頭帳戶之建言，已送由銀行公會研議」。

        兩個月已經過去了，警政署能否說明困難在那裡？金管局能否告知銀行公會研議的結果為何？拼治安雖然是政府的責任，但老百姓也想盡一份力量。

〈作者 - 高為邦，為台灣投資中國受害者協會  理事長〉

陳雲林來台做啥？

高為邦

自由時報2006.9.2.

國民黨 十月十三日 將在台舉辦「兩岸農業合作論壇」，邀請中共中央台灣事務辦公室陳雲林主任率團參加。海協會表示願意與我政府指定單位磋商，陸委會透過海基會去函海協會，邀請中國儘速派員來台磋商。但是自從1999年「兩國論」之後，中國海協會就切斷與台灣海基會的往來，如果海協會此時回函海基會，豈不是表示兩岸關係開始解凍了嗎？因此不但不會正式回函，中國當局還透過媒體，指「中共中央台辦主任陳雲林來台不代表兩岸關係復談、解凍」。換言之，陳雲林來台無助於兩岸關係之改善，那來台的意義何在？

國民黨與中共在今年四月中旬舉辦「兩岸經貿合作論壇」後，中台辦陳雲林主任宣布「促進兩岸交流合作、惠及台灣同胞的十五項政策措施」，被國民黨及部分媒體炒作為「十五大利多」，其中七項是有關農魚業的，經仔細分析得知實際是「小利、小惠、大陷阱」〈自由時報2006.4.27.〉。尤其是設立「海峽兩岸農業合作試驗區」及「台灣農民創業園」，擺明就是要利誘台灣農民入甕，目的是為了取得台灣的農業技術。我不相信國民黨農業專家或智庫精英會不了解其中的道理，那為什麼還要隨著中共的指揮棒起舞，開什麼「兩岸農業合作論壇」！真的是「為台灣農民找出路」？還是將台灣農民推向死路？

如果國民黨以「保護台商權益」作為兩岸論壇的議題，台灣政府沒有理由也不敢反對。台辦是台商的父母官，當然也沒有反對的理由，相信陳雲林主任及其台辦官員對這個熟悉的議題，一定會提出他們的高見，如果不能釋出利多，也至少會給成千的受害台商一線希望，讓我們相信胡錦濤總書記的承諾：「要寄希望於台灣人民」及「凡是對台灣同胞有利益的事，我們要全力推動」，總有成真的一天。

陳雲林主任來台如果能緩和一下兩岸的緊張氣氛，台灣政府與台灣同胞當然會舉双手歡迎他；陳雲林主任來台如果能幫忙解決台商受害案件，台商受害與否都會感激不盡地歡迎他；陳雲林主任來台如果只是為了統戰與分化，那還是別來的好，來了必然會遭到民眾的示威與抗議，反而破壞了兩岸人民的感情。